我杭师院的同学看到“《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后的所感

debo6 · 发表于 2007-10-21 18:01:44

一场红学风波总是不甘于寂寞的红坛最近又要起风波了。由于笔者在这次漩涡中亦有参与，因此想为文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具体细节，以及我对这篇序言和这次学术事件的一个总体评价。风波起于笔者在10月13日晚在“抚琴居”所看到的一篇名为《〈红楼梦〉校注本三版序言》的文章。众所周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是目前较为权威的本子。它是当年全国一流的红学专家历时七年校注出来的，出版于1982年。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前已有《红楼梦》的校注本风行于世，所以这个校注本被广大的读者和专家称为“新校本”。 在1994年，新校本曾修订过一次。据此序言统计，它的发行量已逾三百五十万套，影响十分深远。事隔13年后，此本再次修订，定然会深受读者的欢迎。新校本三版笔者尚未在市面上看到，但是序言已先期在2007年第5期《红楼梦学刊》上刊出，随后又在网上流布。该序主要回顾了新校本走过的历程和介绍了新校本三版修订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序文着重地指责了06年作家出版社所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认为其有抄袭新校本之嫌。它如是写道：“我们注意到，新出的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本，尤其是○六年的作家本，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当时我们遵国务院古籍整理组组长李一氓先生之嘱，校记要精，只有重要的改动才作校记。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避免烦琐；另方面，也是为了降低书的定价，有利于读者购买。所以我们大量校改的文字并未出校记。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只要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校订本一对就明白了。”由于这段文字涉及到一位笔者所相识的师长——《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的校订者，四川的红学家邓遂夫先生，因此笔者好事，在阅读完之后便发短信给邓先生，问他有无看过此文。邓先生回信说没有，并嘱我将此序言发给他。我依照邓先生所嘱，将那篇序言转发给他。由于那天晚上邓先生的电脑出了故障，因此他没有读到。他发信息给我，希望我将这篇序言的大致内容告诉他。我回信说，这篇序言有指责他有抄袭新校本的嫌疑。他听完后大为震怒，说了一些比较带有情绪的话。当时由于邓先生没看序言，笔者也不能与先生较为深入地交换意见。待到第二天，邓先生看完了那篇序，认为它很可能出自冯其庸的手笔，并说它“文风的霸道和歪曲事实不合逻辑等一仍其旧”，“庚校未注明用前人成果岂非睁眼说瞎话”。从邓先生给笔者所发的短信中，笔者看到邓先生依然怒气未消。笔者曾两次在杭州与邓先生畅谈红学，先生也对笔者较为推心置腹，告诉笔者许多红学界的内幕和他与一些红学前辈的恩恩怨怨。笔者由此推之，这次序言绝不是无的放矢，它是邓先生与冯其庸先生多年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邓先生曾和我说，在他的成材路上，冯其庸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邓先生在1980年4月上旬，写了一篇讨论曹雪芹身世的论文。当时的他刚踏入学界不久，论文不好发表，因此他想到了兼任《红楼梦学刊》的顾问，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教。于是他便把稿子寄给茅盾先生。但寄出不久后，邓先生便得知茅盾多年来疾病缠身，如果读了他那三万多字的论文，实在于身体有损，便十分懊悔。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茅盾竟然给他回信了，信上说“您的文章我已看过。遵照你的意见，已转给冯其庸同志。我的意见可以发表。因患角膜炎，此信请人代笔。”信的最后是茅盾的亲笔签名。由于茅盾在中国文坛和学界的巨大声望，此文便很顺利地发表了。没过多久，茅盾便因病去世了。由于茅盾的推荐，冯其庸在学术道路上一直非常关照邓先生。邓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动情写道：“二十年前，我读到的第一个甲戌本的影印本，是尊敬的冯其庸先生从千里迢迢的北京给我邮到四川南部那座小镇的。这份情意，令我没齿难忘！”（《新千年的企盼》，《草根红学杂俎》第60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由此不难看出，在邓先生踏入红学界以后，冯其庸和邓先生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但是学界内部的情况又往往比较复杂。门派纷争在许多学界内部都存在，红学是中国的显学，内部的纷争与纠葛自然更加激烈。在这些纷争里，往往是当事者将个人恩怨与学术矛盾纠缠在一起，开“宗”立“派”，占据刊物为阵地，对自己阵营的学者加以保护和扶持，对不同派别的学者观点往往会提出“商榷”和讨伐。诚然这种“商榷”有学术论争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更多是派系的情结在作祟。在红学界里，主要的两大派别是冯其庸派和周汝昌派。冯周二人因为去列宁格勒访书而发生不愉快，此后矛盾越来越大，导致最后二人严重对立。因此红学界里的学者必须人人划清界限，几乎非冯即周。而邓先生的学术气质更为接近周汝昌，因此与周汝昌走得比较近，引起了冯其庸的不满。但是，真正导致他们分裂的，却是邓先生的一篇文章——《〈红楼梦〉主题辨》。在这篇文章中，邓先生对《红楼梦》的主题进行了再探索，批评了前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左”的观点。在文中，他对文革时出版的一部红学著作《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读〈红楼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本书出版于1976年，是文革中评红运动的产物，作者署名“洪广思”。当时邓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冯其庸竟是“洪广思”写作组的重要成员。据邓先生回忆，自从那篇文章发表后，冯其庸便不让他参加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等于变相地把他驱逐出了“红学界”。他和冯其庸之间，矛盾自然也就开始了。但是多年来邓先生念及到冯其庸提携之恩，面对学术打压，他也并没有多少还击，只是默默地耕耘自己的园地。甚至于邓先生的重要著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将要出版时，他也先请冯其庸写序言。遭到冯其庸的拒绝后，他才找周汝昌写序，这却又引起了冯的不满。邓先生对笔者说，他和冯最后一次通话在2005年。电话里，冯其庸抱怨邓先生和周汝昌走得近，并指责邓先生，“你在甲戌校本里写了些什么？”邓先生回说：“我在序言中写了什么难道您没看吗？我写了您的情意，令我没齿难忘！”冯便不语。邓先生和冯其庸的诀别也颇耐人寻味。冯对邓说，“邓遂夫，你好自为之吧！”邓亦对冯说，“冯先生，您也要保重身体啊！”两人便不欢而散。此后恐怕再也没有直接联系。2006年4月，在许多红迷期盼下，邓先生的四卷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问世了。在新书发布会上，邓先生许多红学界的好友都赶来祝贺，年近九十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也特地从病床上挣扎而起，携贺诗来为邓先生捧场，盛赞庚辰校本问世的巨大意义：喜遂夫新校庚辰本问世赋小诗为贺 布衣英彦建崇功，校得芹书卷卷红。为学贵才还贵识，更须灵性本来通。五年辛苦不寻常，咀嚼真文齿颊香。我有欲言佳兆在，新开世纪远流长。     周草。解味作于丙戌三月三十，昨日小恙，今力疾而为者也，附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封底上印着：“本书的校订，在《红楼梦》文本（包括脂批）的正本清源上有重大突破，值得引起各界人士关注。”由于之前的甲戌校本大受读者欢迎，四卷本庚辰校本果然畅销异常，首印一万五千册，定价近百元的高端图书，竟在两周内销售一空。后经各大主要红楼网站网友的齐力辩讹挑错，和邓先生本人的再次精勘细校，六月份出版的修订版庚辰校本在校订质量上有了明显的进步。

debo6 · 发表于 2007-11-2 09:58:14

真实事件哦，我同学经历的

debo6 · 发表于 2007-10-27 12:04:36

帮忙顶啊

debo6 · 发表于 2007-10-21 18:01:57

庚辰本是曹雪芹身前最后的一个定本，它的文本直接反映了许多曹氏最后修订的痕迹。因此，这个本子是目前价值最大的《红楼梦》抄本之一，十分珍贵。但是庚辰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几位抄手的文化水平不一，有几回抄得十分认真整齐，而有的几回却抄得马虎大意，错讹夺漏十分严重，最后十回尤甚，错得几乎让人无法卒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目前被认为最为权威的《红楼梦》“新校本”，便是以庚辰本为底本。而邓遂夫先生此次校订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炮口便是主要对准这个新校本。他认为新校本“里面有很多篡改的内容，整个校注都不透明，可以说是‘暗箱操作’。”<a name="part">对于自己的新书，邓先生说，书中共有3600余条校注36万余字注文，整个校订情况“非常透明”。根据出版方提供的数字，庚辰校本对三种权威版本（俞校本、人文旧本和新校本）和三种辑评（俞辑、陈辑和朱辑）所校正的文字、断句讹误多达5000多处，而他自己提供的数字是不下两万处。</a>记得笔者当时问过邓先生，冯其庸对庚辰本非常重视，庚辰校本出版后，邓先生有无赠给过冯？邓先生回答说没有，但他送给过胡文彬（新校本三版的四位修订者之一）等红学家。以上所述，是笔者对这次事件发生前有所相关的历史的一次回顾。接下来，笔者想谈谈自己对这篇序言的看法。笔者细读这篇序言后，发现该序对邓先生的庚辰校本有两种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是觉其“大量采用了我们的校订成果，这是值得欢迎的。”；二是认为“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前一种态度拥有较为宽广的学术胸怀，说明了新校本“也为后来的校订者起了铺路的作用。”而后一种态度便摆出一副斤斤计较的架势，认为庚辰校本的“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基于这两种矛盾的态度，笔者不难从中看出，其实新校本的修订者是在责难邓先生参考了他们的成果而不加以说明。这种责难到底有没有道理呢？邓先生在汲取前人的成果时有没有作说明呢？先来看看庚辰校本的“校勘说明”。序言说“遗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者，并不说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他把这些校文用黑体字排出，还在《校勘说明》里明确说：‘补改文字，一律用黑体，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区别，便于读者区分与比较。’这段话分明就是告诉读者，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些用黑体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们早就校出来的。”这几句乍一看非常有理，其实不然。笔者读了多遍“校勘说明”，并没有看出邓先生有说用黑体字排出来的是他新校的，不知道序言作者对此话是如何解读的。再者，邓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校改有汲取前人成果吗？我们看“校勘说明”的第九条：“本书的校订，尽可能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为避免繁琐，恕不一一注出。但在一些特殊问题上，若与前人的判断有较大关系或明显歧异者，则作校注说明，供读者参考、比较。”白纸黑字，已经不用笔者作太多的分析，读者自明。笔者认为，《红楼梦》在版本学上的突破，都是基于对前人成果的批判继承上。如果否认这一点，便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邓先生在庚辰校本出版时，无论在校勘说明，参考书目，还是在后记中都提到他的校勘成果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并没有否认新校本的巨大价值。由于《红楼梦》是一部皇皇巨著，新校本和庚辰校本的底本又都是庚辰本，两者相同之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相反，我们倒是要注意两者不同的百分之十，看看新出的校本在原有的成果上有何突破。新校本的校订者是中国红学界的权威人物，却偏偏在这问题上被个人情结所束缚，不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异己者的学术成就，令人深思。红迷们也在网上对这篇序言议论纷纷，有的认为“红学元老们被邓遂夫逼急了”，也有的认为“堂堂中国红楼梦研究所写出这样的序言令人可笑”。大家显然也认为，这篇序言写得不够冷静，不够理智。行文至此，笔者想暂时打住，因为笔者刚刚收到了邓遂夫先生对这篇序言的反驳文章——《权威的瞎话及其他》。由于邓先生在文中已对序言提出了义正辞严的反驳，笔者也就不越俎代庖了。这次事件的双方文章都在，而双方的著作也在市面上随处可以买到，大家尽可以凭自己去解读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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